超假一天的遭遇
1964年10月，我被抽调到达县社教工作团，在南岳社教工作队工作。那时，我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，吃住在贫下中家里，不管生活怎样艰苦，我都受得住，工作任劳任怨，是一个表现很好的队员。
社教结束我又被留下来在巩固组工作，组长王中臣很器重我，因为我有点文字功夫，他安排我当文书，整理文件，写各种材料。还经常同他一起去调查礼教的遗留问题。不管上面要什么汇报材料，调查什么情况问题，说什么时候完成就完成，从不怕熬更守夜，对他布置的工作任务，我不折不扣、任劳任怨地完成，没有一丝半点怨言。
王组长是县委组织部的组织员，抽调到社教工作队的。看到我工作勤恳踏实，并了解我在原单位一直表现不错，多次评为先进工作者，对我的工作也比较满意。起初有心培养我入党，多次与我谈话：作为一个青年，要积极向党组织靠近，要争取当一名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。在他的启发下，我也确实下了决心争取入党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他拍拍我的肩膀说：你这就是一大进步，只要你好好工作，党组织就一定会接收你。听了他如此说，我做梦都在想，我快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了！自然，我在工作上也更加积极上进，表现得比其他同志更为出色。
有一天，天气阴沉沉的，我突然接到家中“母亲病重，速返”的电报。当时我的心里非常难过，恨不能插翅飞到家，去见我几年没见的母亲，病重成了什么样子。当时工作的地方，比原工作的单位，近了一半以上，距家只有约两百里的路程，但交通不便，没有公共汽车，回家要翻山越岭走一天多。往返至少要请四、五天假。我想王组长不会不同意我请几天假吧。
我把假条和电报拿去找到王组长，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去碰了钉子，事与愿违，他看了把脸一沉说：工作这么忙，你是革命重要还是家庭重要，再说，你又不是医生，看了你母亲病就好吗，你不如寄点钱回去她医病------他说了一通一点没有同情心的话，我的心像进了冰箱——凉透了。心里没加任何考虑，暴发出了一句不满的话：不同意假，我也要回去！
“你还有没有一点组织纪律？”他发火地说。
“我参加工作八年年了，只回过两次老家。”我说：60年我父亲去世都未回去见最后一面。现在母亲病重，如果见不到最后一面，我这辈子怎么想得完。我把话说到了这个分上，王组长似乎稍软了一下说，“请二天假要礼教分团批准，请三天要总团批准。”我说，那就请你给我向总团请假吧？
到了下午，他告诉我，经请示分团，同意你两天假，你一定要回去就回吧！
“两天时间我可能还没有到家就回来，能不能多一天。”我说：恳求你多一天行不行？
“多半天也不行。”他脸色极难看地说：这权力不在我手里。
当时我想到，既然分团同意了二天假，我还是要回去，我不能对母亲留下终身遗恨。于是我带上了手电筒当晚就起身，争取一天一晚能够赶回家。
第二天晚上，我筋疲力尽回到了家，躺在病床上的母亲。眼泪汪汪地望着我，声音微弱地说：“我终于把你盼回来了。”也许是她看到了我，思想上得到了安慰，已三天没吃饭的她，当晚吃了几口饭，次日的精神也似乎好了一些。我看到她病情有了好转，不会出大问题，想到我的假期紧迫，次日就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家，本以为可以按时归队，由于走路过于疲劳，结果还是超了一天假。
回到巩固组，王组长对我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，一反常态，见了我没问一声你母亲病情怎样，开口就说你把文书档案交给张凡同志，明天到后进的新村二队去，尽快把那里的面貌改变过来。
我知道那是个最让人揪心落后队，心想我的天啊，我一个人有多大本事，能去把长期的后进队改变，明显是对我有意见，给我穿小脚鞋。但我已经无话可说，只有乖乖地到那里去吃苦、去受折磨。
我到了那个后进队，了解到这个队之所以后进，是礼教工作队走了极左路线，以四不清的罪名，撤换了群众拥护的队长，新上的队长是个所谓的贫农积极分子，毫无工作经验和领导方法，社员都不满意。我去了社员都把不满情绪发到我身上，有意给我出难题，有意让我去做苦活。
当时其它队的水稻收完了，这个队还没收到一半。其中有几块田社员说水里有水毒，人下田里皮肤就受毒害，发痒难忍受，这样的田不收割也不行，我只好以身先士卒的精神下田收割，干了一天，我的两条腿从脚到大腿全红肿了，又痛又痒难受极了。过了一星期才恢复正常。但也博得社员的同情，并对我的工作积极支持，住了两个月后进队的面貌终于有了改变。
我专门去找王组长汇报，希望他能改变对我的看法，结果使我大失所望，一点没得到他的表扬和肯定，他对我的态度还是冷冰冰的，入党的事对我也只字不提了。相反，他对张凡的态度比最初对我还好，很多时候形影不离，有时我还看到他俩进馆子。在工作结束前，张凡拿到了党票。
我一直想，毛主席说，看一个人，不能看一时一事，要看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。我想自己超假一天的错误，为何就否定了我的全部工作？，心里有说不完的难过，反复思索，这超假一天-的遭遇，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，为什么，为什么？！
